花蕊夫人(为救心上人献出身体的电视剧)

花蕊夫人被后世称为什么花神

花蕊夫人，五代女诗人。《花蕊夫人宫词》的作者。五代号为“花蕊夫人”者，前后有两人。其一为前蜀主王建淑妃徐氏（约883～926），成都人，宫中号为花蕊夫人，后封顺圣太后。其子王衍，世称后主。因其姐也为王建妃，故亦称小徐妃，姐妹皆受宠幸，乃交结倖臣，纳贿干政，导引后主荒戏失政，后与王衍皆被后唐庄宗所杀。其二为后蜀主孟昶妃，也姓徐，一说姓费，青城（今四川灌县）人，也号花蕊夫人。孟昶降宋后，她可能被虏入宋宫，为宋太祖所宠。“花蕊”一词，或系当时美妇人的特称。世传《花蕊夫人宫词》100多篇，其中确实可靠者90多首。《全唐诗》归属于孟昶妃，但据词中“法云寺里中元节，又是官家降诞辰”语，中元节为旧历七月十五日，正是王衍生日，而孟昶则生于十一月十四日，可知当出于王建淑妃手笔。诗作渲染宫苑中游宴风物之盛，描叙情事翔实真切，可借以考见前蜀的宫闱生活面貌，近人浦江清著有《花蕊夫人宫词考证》一文。后世盛传孟昶妃所作“君王城上竖降旗”一诗，当是后人改易后唐王承旨(失名)咏王衍出降的“蜀朝昏主出降时，衔璧牵羊倒系旗”诗句而成，似不足信。其事见中华书局《全唐诗外编》。

花蕊夫人苏轼

述国亡诗

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那得知？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！[此诗破题就直述国亡之事：“君王城上竖降旗”。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，荒淫误国，宋军压境时，孟昶一筹莫展，屈辱投降。诗句只说“竖降旗”，遣词含蓄。下语只三分而命意十分，耐人玩味。次句“妾在深宫那得知”，纯用口语，而意蕴微妙。大致有两重含义：首先，历代追咎国亡的诗文多持“女祸亡国”论，如把商亡归咎于妲己，把吴亡归咎于西施等等。而这句诗则象是针对“女祸亡国”而作的自我申辩。语似轻声叹息，然措词微婉，而大有深意。其次，即使退一步说，“妾”及时得知投降的事也照样于事无补，一个弱女子不可能有回天之力。不过，“那得知”云云毕竟还表示了一种廉耻之心，比起甘心作阶下囚的“男儿”们终究不可同日而语。这就为下面的怒斥预留了地步。第三句照应首句“竖降旗”，描绘出蜀军“十四万人齐解甲”的投降场面。史载当时破蜀宋军仅数万人，而后蜀则有“十四万人”之众。以数倍于敌的兵力，背城借一，即使面临强敌，当无亡国之理。可是一向耽于享乐的孟蜀君臣毫无斗志，闻风丧胆，终于演出众降于寡的丑剧。“十四万人”没有一个死国的志士，没有一星半点丈夫气概，当然是语带夸张，却有力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羞愤：可耻在于不战而亡。至此，作者的羞愤痛切之情已酝酿充分，于是爆发出一句热骂：“更无一个是男儿！”“更无一个”与“十四万人”对比，“男儿”与前面“妾”对照，可谓痛快淋漓。“诗可以怨”，其实岂但可怨而已，这里已是“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”了。此诗写得很有激情，表现出亡国的沉痛和对误国者的痛切之情；更写得有个性，活现出一个活泼泼有性格的女性形象。诗人以女子身份骂人枉为男儿，就比一般有力，个性色彩鲜明。就全诗看，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铺垫，虽泼辣而不失委婉，非一味发露、缺乏情韵之作可比。据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，花蕊夫人作此诗则有所本。“前蜀王衍降后唐，王承旨作诗云：‘蜀朝昏主出降时，衔璧牵羊倒系旗。二十万人齐拱手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’”对照二诗，徐氏对王诗几处改动都很好。原诗前二句太刻意吃力，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，特别是改用第一人称“妾”的口气来写，比原作多一重意味，顿添神采。这样的改作实有再造之功。就诗人陈诗一事而论，不但表现了廉耻之心，而且有几分胆气。这行为本身就足为孟蜀“男儿”羞。所以，此诗得到一代雄主赵匡胤的赏识，不是偶然的。[1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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